自然保护需要结合人类的方法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环境科学与技术研究所(ICTA-UAB)领导的一项国际研究强调，有必要在自然保护计划中应用生物文化方法。

在决定保护自然的哪些方面时，环保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定义物种脆弱性和恢复力的生态标准。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扩大保护标准，将人类方面也包括在内。

由ICTA-UABVictoriaReyes-García的ICREA教授领导并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的一篇新文章认为，需要新的生物文化方法来引入将人类和自然其他组成部分联系起来的方法，以便实现自然管理。

“仅仅关注生态标准未能阻止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危机，”维多利亚·雷耶斯-加西亚说，她解释说，“这也对世界各地的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造成了意想不到的不公正待遇。”

据研究人员称，没有人类的纯生态方法有可能使现有的不平等现象长期存在。例如，虽然保护地球30-50%的土地免遭开采或开发的提议是合理的保护数学，但此类提议“面临反对”，理由是它们可能会增加保护行动的负面社会影响并对人们构成直接风险他们的生计直接依赖于自然，”他们说。

“保护旨在减少或消除人类对物种的影响，为这些物种的恢复提供一些喘息的空间，”该研究的合著者、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国家生态分析与综合中心(NCEAS)主任本·哈尔彭(BenHalpern)指出。“然而，如果采取这些行动限制了人们接触定义其文化和价值观的物种的机会，那么保护将没有坚持力，实际上可能会伤害这些文化和人。”

为了帮助实施这种生物文化方法，研究小组编制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物种清单：385种野生物种(主要是植物)在支持文化认同方面具有公认的作用，因为它们通常是宗教、精神和文化的基础社会凝聚力，并提供共同的场所感、目的感和归属感。

物种清单是拟议框架和指标(“生物文化状况”)的一部分，它结合了自然界不同​​组成部分的生物和文化保护状况信息。

CONICET和科尔多瓦国立大学的研究员桑德拉·迪亚斯(SandraDíaz)说：“我们意识到，基于物种脆弱程度的流行分类并未考虑它们对人类的任何文化重要性。”“如果不承认和保护维持某些人口(通常是土著人口)的当地与自然的特殊关系，我们就有可能失去保护的重要方面，”她补充道。

“当使用和重视一种动物或植物物种的人类文化消失时，关于该物种的一整套价值观和知识也会消失，即使有机体本身没有灭绝。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变得贫乏”，迪亚兹指出。

这组作者认为，相反，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并将其纳入决策制定可以使基于生态保护优先事项和文化价值观的行动成为可能，同时与当地的优先事项保持一致。该研究对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物种的关注可以为采用生物文化方法的机制铺平道路，迄今为止，这被证明是困难的。

这份文件来得正是时候，因为《生物多样性公约》正在为下一组生物多样性目标(例如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做准备。

“随着保护社区越来越多地寻求在自然管理和恢复中纳入不同的世界观、知识和价值观，这里提出的框架和指标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机制，将当地对哪些物种具有文化重要性的观点与对生物和文化的科学评估相结合这些物种的状况，”Reyes-García说。

“它们共同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式来指导决策和实施全球行动，这些行动旨在加强基于地方的实践，例如土着人民的实践，这些实践长期支持社会生态系统的保护。”这组作者说，为了维持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物种，社会将需要一份更完整的这些物种保护状况清单，并最终为珍视它们的文化提供更多支持。

苏黎世大学的合著者RodrigoCámara-Leret表示，这项研究中最重要的信息之一是，保护评估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当地文化至关重要的物种，突显出当地人与学术界之间存在巨大的沟通差距，甚至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

“为了缩小这种沟通差距并促进更公平的保护，我们需要促进与当地社区的更长期合作，以发展和维持真正的协作保护伙伴关系，”他说。“为了实现这一点，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学术机构重新调整他们判断影响的方式，并要求捐助机构迎接挑战，支持需要时间的长期研究项目，但这些项目在知识生成和促进生物文化方面非常有效保护。”